[6] 参见陈金钊：《法理思维及其与逻辑的关联》，《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3期，第21页。

[18]以致天下昏乱，人心险恶，因此要施行法治：今天下无一伯夷，而奸人不绝世，故立法度量。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

再证之于他所说的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39]仁也者，人也。[43]他特别强调：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更可喜的是，各家各派对道的探寻最终都指向人性，涉及民本。[2] 老子在政治上主张反朴归真、清静无为，这有很深刻的意蕴。况且在人性善恶之间，还有一个人性非善非恶的广大区域，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面，善恶难撼其动。

道之所以不能阐明， 我也知道其中的缘故，贤明的人理解太玄奥了，逊于前者的人却又理解不了。当人们说到恶的时候， 一般是指个人的行为对他人形成了伤害。[7]参见Philippe Mastronardi, Angewandte Rechtstheorie, Haupt Verlag, 2009，S.263-264. [8]参见孙笑侠：《论行业法》，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1期。

由于言词证据是经过证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鉴定人等的感知、判断、记忆、检索、陈述这几个过程加工过的，其陈述受感受力、记忆力、判断力、表达能力、利害关系和思想感情等因素的影响，不能如实反映案件客观情况的可能性较大，甚至有的还会歪曲、伪造、隐瞒事实。(二)确立规范，建构大前提阶段 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只是一阶法，在许多情况下要通过司法来续造，即建构大前提，形成二阶法。因而，法律是复数的，制定法是动态变化着的，这两个判断构成了教义学和非教义学共同对法律进行研究和应用的根据。特维宁把法律分为：全球法。

本文认为，法学是一种关于法律的知识，法律包括实证法(制定法)和非实证法，这种知识由教义学式的和非教义学式的法律研究和应用的知识构成。这就要求人们注重多部门法的沟通。

下文来具体分析它们作用的机制。参见刘剑文：《论领域法学——一种立足新兴交叉领域的法学研究范式》，载《政法论丛》2016年第5期。据此，就20世纪的中国法学而言，法律研究在大部分时间内是一种交叉研究，而且是以非教义学的法律研究为主，其中政治学和社会学介入的程度最深，从民国汪荣宝、瞿同祖到后来的经济决定论即是。同时这个原理也适用于在应用法律中多学科的共同参与，以往对交叉方法或视角的臧否只限于学术研究，实际上它与应用的关联更紧，因为法律是人的行为指南，不是供人欣赏的艺术品，而且在应用法律中法律本身会改变，这也在回答何谓法律的本体论问题。

其次，设立了一些转换装置，比如一般条款、法律原则、不确定概念等，以便让正当性判断进入规范之中。教义学研究 非教义学研究 民法总论 民法方法论 比较民法 民法哲学 民法史 民事政策 如果将这两种法律研究统称为法学，那么，法学本身就具有交叉性。[18]问题和纠纷本身更多是综合的、弥散的、非纯粹的，因而，要恰当地解决问题和纠纷，需要法律人综合运用大量的多科性知识和职业技能，正如人们对中国基层干部工作特点所描述的，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于是，可以说，法律概念是学问的产品，不同的学问生产出不同正当性的标准及法律概念，法律便是复数的。

言语行为理论的基本主张可以归结为：说话就是做事，这正是法律语言的主要功能，它不是描述，而是确认权利和责任的归属。标准的提供者关心的是如何让社会变得更好，更符合他/她心中的期待。

因而，对立法社会事实当由研究者进行分析，作出价值判断，并向立法机关建议转化成立法政策，而立法政策的核心是要确立法律奉行何种主义，主张什么价值观，协调哪些利益，解决何种冲突，这是政治学擅长的，于是形成了所谓法律政策学或法政治学。可资补充法律的有习惯法、法官法、学理和惯例，习惯法可经法律明文承认，如无法律承认适用，通常由法院认定适用，所以有习惯法不过是法官法的断言。

布朗案是一系列有关种族隔离教育案的统称。求物质性之真的方法大体分三类：查明、证明和推定，查明主要是在侦查和诉讼中，证明和推定后两者是在诉讼中。属于立法管辖范围并且能被列入立法机关的议程。立法社会事实的范围十分广泛，如何获得这些社会事实，如问题客观存在。在微观上分析法律与企业融资能力，融资成本，法律体制的质量与企业所有权和企业规模，投资者保护与企业公司治理，公司价值等，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就。这需要运用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去确定是否和如何明显不利。

这里所说的介入不仅是指对其他学科知识的一般应用，这发生在所有学科间，如物理学家霍金也要用文学的知识才能写出脍炙人口的《时间简史》，而更是主张用它们的方法来回答法律问题，及至形成新的概念和理论，如自然法、立法社会事实、证明事实、法医学、社会科学面向的证据。具体上，法律通过允许、禁止、命令和激励四种应当的模式，规定了人们行为的一般模式、模型、标准或方向。

[15]2007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成立了立法用语规范化专家咨询委员会，《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主编李行健、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苏培成等16位语言文字方面的专家被聘为委员。立法评估分为立法前评估和立法后评估，立法评估报告已成为一些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立法草案举行立法公共听证的重要依据之一。

在这个领域，既未像霍姆斯预言的由统计学或经济学一统天下，也未如凯尔森所愿，将形而上学和经验科学驱除，唯留得法学的纯净。不同于其他学科，学问与对象可两分，学科追随对象，如二战与战争史学、小说红楼梦与红学、印象派画与艺术鉴赏等可两分，法学与其对象——法律不是两分的，而相反，法律既是法学或学问的研究对象，又是法学或学问的产品。

只存在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方法(非常识)提供的证据，后者如在商标侵权案中对商标图案区分度的调查报告，学界将此称为社会科学证据，它仅是证据法学上的一种理论分类，没有被纳入如中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的七种证据中：书证。因而，建构小前提的过程是生活事实——法律事实——证明事实。只有在发现了法律问题之后才能谈得上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12]1954年美国的布朗案是用社会科学证据来证明立法事实的里程碑案。

2017年6月30日，德国联邦议会修改了民法典，承认了同性婚姻。[14]中国合同法第403条第1款：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

而前理解(前见)是理解的前奏，前理解引导着理解。而什么是法律的客观目的，有时只有在社会变迁的动态中去考察，途径是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确立司法社会事实，如《民法通则》未规定隐私权等人格权，通过探究第120条：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受到伤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要求赔偿损失的意旨是保护人格权，故可进行目的性扩张，将保护范围扩至隐私权等人格权。

曾统治高引证率十余年的LLSV组合[9]以他们金融学、经济学、法学和管理学多元化的学科背景优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运用金融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在宏观上探究法律和金融的关系，法律起源与金融发展，法系与金融发展，司法效率与金融发展，投资者保护与金融发展等问题。再次，提供了一整套以法律解释为主体的法律方法，使得它们能通过教义学的回应从外部进入法律体系的内部，如宪法等规定的基本权利在客观价值上对私法关系的效力，是通过对私法中的诚实信用、善良风俗等一般条款作合宪性解释而发生的。

美国的法律现实主义的口号法律就是法官所说的，是前理解理论在法律实践中的集中爆发，在此，我们看到了哲学诠释学和心理学的身影。同时，伴随社会治理方式向法治化的转变，法律职业的外延大大拓展。事实真实既可通过物质也可经由言辞得出。社会学强调的习惯法进入在寻找规范的B阶段，它不仅一般是在制定法之后，还由于法院有合法的职权使之对个案有效或无效。

文学、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或社会学都可以提供关于法律的性质的洞见。另一方面，分工过细又导致综合，甚至在律师业中出现了专门的知识管理(know-how management)的律师(PSL, Professional Support Lawyer)，有些律师事务所还专门设立知识管理团队，一些大公司的法律部也有一批人专门在从事知识管理。

在理想上，为了能够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学者必须同时兼通两种学科，这样他就可以不再依赖其他专家，而是自己能对从来源学科输入到目标学科的知识进行评估。当然，教义学可能错误地拒绝非教义学，但非教义学只有在被教义学正确地接受时才把正当转为合法。

人定法随着人的对事情的认识的变化而改变，同性婚姻从禁止到合法化，死刑从普遍到例外，但事实并没有改变，生物学上的父母子女关系一如既往基于DNA，而在法律上子女有婚生与非婚生之分。与既定的价值、规范、利益发生冲突，并且由社会中的团体与个人表达出来。